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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7-23 11: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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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艺术发现:风格路线与精神境界
1817-1818年,贝多芬在“令人烦恼的境况中”(如他自己在给出版商的信中所说)中,艰难完成了《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这是贝多芬的晚期风格宣言——他终于作出了抉择。这首作品是贝多芬钢琴奏鸣曲(或许是所有钢琴奏鸣曲)中最困难、最艰涩、最庞大、最深奥和最险峻的巨作。在音乐风格上,它断然拒绝了浪漫主义的散乱放任,不仅坚决回复到古典主义大型曲式的刚正严谨,而且在对音响材料的深刻挖掘和抽象提炼上,甚至体现出某种义无反顾和一意孤行的极端性格。堪称“天籁之音”的慢乐章特别值得一提,在此,贝多芬平生第一次升腾到人迹罕至的璀璨星空,用纯粹音响营造出真正“天人合一”的悠远意境。或许,唯一勉强可与此曲相匹配的人类语言描述,只能是康德的那句名言——“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
通过作品106,贝多芬确定了今后的艺术方向,从而进入晚期创作高峰。至1827年去世约十年时间,他写出了最后的十多部杰作[大致按创作年代顺序,包括晚期钢琴奏鸣曲四部(作品106、109、110、111),《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庄严弥撒曲》作品123,《第九交响曲》作品125,晚期弦乐四重奏五部(作品127、130、131、132、135),以及《大赋格》作品133],几乎每一部都是里程碑式的作品,其艺术质量之高妙和音乐创意之独特,至今仍让人惊叹不已。
这是“已知天命”的贝多芬留给世界的声音密令和精神遗嘱。这里面说了什么?又是如何诉说的?
从技术风格看,贝多芬的晚期作品之所以不同凡响,那是因为贝多芬对音乐语言的根本性质和运作方式进行了带有强烈“德国式”的透彻反思性处理,并以此在很多方面干脆越过19世纪,直接预示了20世纪现代音乐的理念和精神。例如,针对音乐的主题-动机发展手法,贝多芬一改传统的完整旋律性思维模式,往往将中心的动机构思为一种“细胞式”的、乃至是“基因式”的抽象结构,从而使音乐的运行高度集中,并使音乐的结构极端严密。像《降B大调钢琴奏鸣曲》作品106的第一乐章和末乐章,或者《大赋格》作品133这样的音乐,由于结构的高密度压缩,以至于会让人觉得,这种音乐如果事先没有仔细阅读乐谱并作精致分析,就不可能仅凭听觉真正完全理解其中的艺术匠心。又如,聆听贝多芬的晚期作品,很快就会察觉作曲家对复调手法的大面积运用。如果说在他的中期作品中,复调手法仅仅是一种特别手法,用于特殊效果,那么在晚期创作中,复调就成为全方位渗透的常态。尤其是,赋格——这个复调音乐的代表性象征,这个从巴赫那里传承下来的前辈衣钵,在贝多芬手中一变为既有巴洛克遗风、又有古典式创意的音响建筑。几乎每一部贝多芬的晚期作品都有作为结构重心的赋格曲,它们的功能和意义各不相同,但在属性和写法上又彼此呼应。站在当下立场,对前人的艺术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并使之融入当下语境,贝多芬在此所呈现的理念和做法,几乎是文化创造的一种典型的(但又是不可模仿的)示范。再如,在《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中,我们看到了对奏鸣曲式最为大胆但又最为老成的运用:外在的架构似乎被抛弃,但内在的精髓却全部保留;而在《迪亚贝利主题变奏曲》作品120中,当那首俗不可耐的圆舞曲主题响起时,听者可能难以想像,贝多芬会针对这个主题将进行怎样不可思议的戏剧性加工和讽刺性嘲弄:这首全部音乐史中性格变奏曲的皇冠明珠,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的最佳范例。
虽然应该对音乐进行上述技术和风格层面的解释,但我以为,对于任何音乐,这都是不够的,而对于贝多芬晚期,尤其不够。贝多芬晚期之所以伟大,不仅是因为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探索和成就,更为重要的是,他在音乐性格上的开拓和音乐意境上的创造。
在此,需要引入一些有关音乐的根本性美学和哲学思考。贝多芬自己曾有一句名言:“音乐是比一切智慧、一切哲学更高的启示。”难道音乐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音乐如何能够像哲学和智慧一样给接受者以人生启示和指引?贝多芬的这句话究竟是随意的戏言,还是认真的思考?笔者以为,贝多芬的晚期创作是一份最高质量的例证说明——音乐确乎可以独特的音响方式,显现世界的本质和人生的真谛。贝多芬的晚期音乐,在绝对的意义上,直接就“是”人生至高境界的音响肉身——也就是说,世界某种最深刻的本源和人生某种最深邃的境界,只有通过贝多芬的声音构造,才第一次而且永恒地显现出来并达到存在,我们由此才能够看(听)到并领悟如此这般的世界本质和人生况味。贝多芬的晚期创作证明,音乐和艺术不仅仅是生活的消遣和装饰,而且在最严肃的意义上,是一种回答人生命题和探索世界本源的途径和方式。
贝多芬的晚期创作究竟给出了怎样一种人生态度乃至世界哲学?我在前面已经谈到,与贝多芬中期相比,贝多芬晚期是从“人定胜天”转变为“天人合一”。在这里,“小我”让位于“大我”。或者说,从“有我之境”转变为“无我之境”。中期的“从痛苦走向欢乐”深化为晚期的“通过磨砺抵达星辰”。怒不可遏的成分明显减少,超然达观的态度占据上风。内省式的深思和超越性的宁静成为基调。勇往直前、势不可挡的冲力依然存在(如《第九交响曲》的第二乐章谐谑曲),但在很多时候却平添了几分犹豫和退让(如《升C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1和《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末乐章)。有意思的是,与莫扎特(晚期)境界的宽容、明净、祥和与甘美不太相同,贝多芬晚期的意境更多是深沉、苍劲、敬畏、升腾、欣喜、幽默与和解。考虑到贝多芬当时与侄子和弟媳妇的困难关系,以及耳聋失聪、体弱多病、年老孤独等外在不利因素,他必定对常态的凡俗生活感到深深的无助乃至失望。但同时,他又竭力挣脱尘世俗务的干扰,沉浸在一个理想的或者说升华的世界中,通过音乐写作来为自己也为他人寻找和确定世界意义和人生价值。
他仍然有力量发出最宏大的升腾性号角和民众性颂歌(《庄严弥撒曲》和《第九交响曲》),但他此时最深切的感受来自真正个人化的内心,这特别令人感动并且因此具备了特别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因为,人性在最深刻的底部实际上是超越一切藩篱而息息相通的。通过私密性的宗教情怀(《A小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2的第三乐章,“大病初愈者献给上帝的感恩之歌”),通过对人声“抽泣”的原真性展示(《降B大调弦乐四重奏》作品130中的“Cavatina”咏唱曲乐章),贝多芬将自己的日常生活感受提升到了人类生存体验的高度。对民间生活(作品130中的德国舞曲乐章)的乡土性回忆和对18世纪贵族世界的温馨怀旧(《迪亚贝利变奏曲》最后一个变奏),为音乐平添了多维的历史文化向度,使贝多芬晚期的音乐具有更为宽厚的人性温暖。在诸如作品106末乐章引子这样的奇妙音乐中,贝多芬将人的思索状态和过程直接写入音乐之中,从而突破了音乐的常规范畴。虽然很多晚期作品因为乐思的奇特而造成表演上的特殊困难,但贝多芬在最后一首四重奏(F大调,作品135)中,却以举重若轻的幽默方式来处理看似沉重的命题……
这是一个博大精深的精神宇宙。贝多芬的晚期创作不仅达到了个人的艺术顶峰,而且也标志着整个音乐发展史的一个制高点。贝多芬一生的创作,通过早中期三个时期的发展,显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精神进步过程,其中不仅揭示出人是什么,而且展示出人应该是什么——尽管贝多芬作为普通人,身上不免带有这样那样的性格弱点和心理缺点,但贝多芬通过自己的音乐创作,用无可替代的音响呈现的方式,让我们听到并认识到,人性所具有的丰富可能性,以及人在理想中能够达到的精神高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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