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傅聪的父亲傅雷:
傅聪的父亲傅雷是一位贡献斐然的翻译家,1928年,傅雷留学法国巴黎大学,学习艺术理论。开始受罗曼·罗兰影响,热爱音乐。傅雷学养精深,对美术及音乐理论与欣赏等方面有很高的造诣。
1958年,其时傅聪身在波澜,在上海“反右补课”中,他父亲傅雷被上海市作协划为戴帽“右派分子”。上海市中共领导柯庆施执意要划傅雷为右派,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上海作协党组书记周而复则认为傅雷属于“可划可不划”的范围,恰逢周扬赴上海听取意见,柯庆施同意了周而复、周扬的意见,事后上海市中共委员会派柯灵通知傅雷该消息。但正当傅雷做了检讨,准备放下包袱时,阴谋家柯庆施却变卦拍板把傅雷定为“右派”。
傅雷在遗书中说:尽管所谓反党罪证(一面小镜子和一张褪色的旧画报)是在我们家里搜出的,百口莫辩的,可是我们至死也不承认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实系寄存箱内理出之物)。我们纵有千万罪行,却从来不曾有过变天思想。我们也知道搜出的罪证虽然有口难辩,在英明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伟大的领导人领导之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决不至因之而判重刑。只是含冤不白,无法洗刷的日子比坐牢还要难过。何况光是教育出一个叛徒傅聪来,在人民面前噎死有余辜了!更何况像我们这种来自旧社会的渣滓早应该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时身在波兰的傅聪因为种种原因滞留在波兰,这又被中国红卫兵认为是“叛变”、“叛徒”,这一点给傅雷的境况就雪上加霜了。
1966年9月3日上午,女佣周菊娣发现傅雷夫妇已在江苏路284弄5号住所“疾风迅雨楼”双双自杀身亡,傅雷系吞服巨量毒药,在躺椅上自杀,享年58岁,夫人朱梅馥系在窗框上自缢而亡。傅雷夫妇死后,骨灰原被安葬于永安公墓,后归并到万国公墓,之后由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红卫兵的破坏后遗失。幸有一工人原为傅雷作品的爱好者,故私藏其骨灰盒,幸免遭毁。 |